4月的江苏南京，二月兰（又名“紫金草”）遍地盛开。这种不起眼的小花，茎叶纤细，花瓣淡紫，却有着惊人的生命力。
80年前的春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泛黄的《东京日日新闻》报纸、尸横遍野的现场照片、红十字会掩埋记录，被中国检察官团队郑重呈交法庭。南京大屠杀——这一人类文明史上的空前浩劫，首次被置于国际法庭的聚光灯下。
在长达1200余页、多达60余万字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专门论述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从法律上作出定论。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从未因岁月流逝而模糊。
今年4月，检察日报全媒体记者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刘民生。
历史的重量，往往由最微小的个体生命承载。2026年清明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下称“纪念馆”）的遇难者名单墙前，97岁的夏淑琴与92岁的刘民生老人手持白菊，默立致祭。89年前的寒风与刺刀，早已刻入他们的骨血；在法庭上，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们的经历并非冰冷的数字，而是中国检察官团队竭力搜集、反复核实的“活证据”。
2026年4月，夏淑琴的外孙女夏媛向记者讲述了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1937年12月，城破之日，日军闯入夏淑琴家中，一家九口中七人惨遭屠戮。8岁的夏淑琴与4岁的妹妹被长辈塞进被子，日军用刺刀隔着被子猛刺，夏淑琴连中三刀，重伤昏迷，妹妹侥幸躲过一劫。随后的14天里，姐妹俩靠家中残存的炒米、锅巴与缸中冷水度日。每当院外响起日军皮靴的“噔噔”声，她们便趴在地板上屏息装死。夏淑琴的伤口化脓无药可医，乡邻只能将棉衣里的棉花烧成灰，敷在她的创口上吸脓。如今，伤痕仍然清晰可见。
这份惨痛的记忆，被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约翰·马吉用16毫米摄影机完整记录。1946年春，国际检察局调查小组在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及其助手裘劭恒陪同下来到南京，通过走访安全区外籍人士、寻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查阅档案资料，调查和搜集日军在南京暴行的证据。约翰·马吉在东京审判出庭作证时，讲述了夏淑琴一家的受害经过。
然而，铁证并未阻挡日本右翼分子的污蔑。2000年，71岁的夏淑琴得知日本右翼学者在出版物中称其为“假证人”，毅然提起名誉侵权诉讼。这场官司从中国打到日本，历经九载春秋、多次开庭，最终，夏淑琴在中日两国法院均获胜诉。
“我是命大活下来的，老天爷让我活着，就是要为这段历史作证。”夏淑琴的这句话，道出了所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背负的使命。1994年，夏淑琴成为战后首位赴日控诉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幸存者；如今，夏媛已接过“历史记忆传承人”的接力棒，让证言在代际间延续。
虽然当时未成为东京审判的证人，但幸存者刘民生同样坚持一遍遍讲述日军暴行。南京大屠杀期间，3岁的刘民生随全家逃入难民区。“我年幼哭闹，一名日军端着刺刀过来，朝我腿上就是一刀。”在刘民生的家中，他卷起裤脚，向记者展示右腿上那道从未消退的疤痕，“后来我才知道，父亲被卡车带走后，押至中山码头遭集体枪杀。”
“我活着，就是给历史提供一份有力的证据。”刘民生说。正是这些“活着”的证言，让遇难者“三十万以上”这一抽象的数字有了具体的面孔，也成为日军暴行不可撼动的实证。
证据的搜集，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跨国战役。国际检察局成立之初，中国检察官团队面临举证期限紧迫、档案散佚、语言壁垒等重重困难。以向哲濬、倪征燠、裘劭恒、高文彬等为代表的中国检察官团队仅13人，与美、苏代表团及庞大的日美辩护律师团相比，力量悬殊。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南京大屠杀的定罪，必须依靠“原始、直接、可交叉验证”的证据链。
中国检察官团队与国际检察局调查小组寻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当时留在南京的国际人士，实地勘查了屠杀现场，还搜集了慈善团体的埋尸记录等证据。在审理南京大屠杀专案时，起诉方共有12名中外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证。
纪念馆研究馆员张国松指出，东京审判采用了英美法系的诉讼程序，非常注重证据和法庭上的交叉质证。虽然前期调查积累了不少证据，但很多证据不符合法庭质证要求。中国检察官团队，包括检察官、顾问、翻译、秘书等，做了大量具体而关键的前期辅助工作，成功找到了证人和大量证据。
1946年初，中国检察官翻译兼秘书高文彬在翻阅《东京日日新闻》时，敏锐地捕捉到1937年12月刊登的“百人斩”杀人竞赛新闻。文中详细记录了日军少尉向井敏明与野田毅在进攻南京途中进行“百人斩”杀人比赛的经过，其中一人砍杀106人，另一人砍杀105人，并配有两人手持军刀、笑容狰狞的照片。团队立即组织专业翻译，逐字核对原文，最终两名刽子手被逮捕引渡到中国受审。
检察官调查取证工作的严谨性还体现在证人的全面性：一是外籍人士作为第三方，提供了客观的证言，如鼓楼医院的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金陵大学的美籍历史学教授迈纳·贝茨、拍摄南京大屠杀现场影像的美籍牧师约翰·马吉；二是中国幸存者与救助者，如尚德义、伍长德、陈福宝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以及许传音（既是当时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住房委员会负责人，又是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参与了难民救助）；三是日方相关证人，通过第三方、受害方、加害方证人的证词相互印证，形成了牢固的证据链。
庭审期间，国际检察局与日本战犯及其辩护律师进行了激烈交锋。以南京大屠杀主要责任人、甲级战犯松井石根为例，加拿大检察官诺兰在交叉质证中步步紧逼。松井石根起初以“生病不知情”推诿，但在严密证据链的追问下，最终承认其部队存在“强奸、抢劫、暴力”行为。国际检察局通过比对松井石根作战日记与前线行动轨迹，成功论证了“指挥官责任”原则的适用。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松井石根绞刑。
“比起情绪化的控诉，法庭更需要的是经得起质证的证据。”张国松说，检察官团队正是凭借对证据裁判原则的坚守，让这场审判成为国际法史上的里程碑。
张国松指出，东京审判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核心意义在于作出了法律的定性与定论。它首次以国际法庭判决的形式，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专案审理和全面界定。之所以作为“专案”，是因为它被视为日军侵华暴行的缩影和象征。
法庭基于大量的调查和证据，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进行了判定：“在日军占领后的最初6个星期内，南京城内和附近地区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的总数超过20万。这一估计并不夸大其词，而是可以通过埋尸团体和其他组织提供的证据加以证实的。这些组织掩埋的人数多达15.5万人……而且，这一统计数字还不包括那些被焚烧的、被扔进长江的以及被日军以其他方式处理的尸体。”此外，判决还认定，纵火持续了6个星期，全市约三分之一的建筑被焚毁，在被占领后的第一个月内南京城里发生了近2万起强奸案，以及大规模的抢劫。这一定性，将日本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可谓“铁证如山”。
历史的真相不仅存在于法庭卷宗里，更在代代相传的记忆与不断更新的史料中。记者走进纪念馆，肃穆的氛围扑面而来。石壁上，用中英日等多国文字镌刻着“遇难者300000”，而幸存者照片墙上，灯箱依次排列，展示着登记在册的百位老人面容。讲解员董浩介绍说，目前登记在册且健在的幸存者仅余21位。每当有老人离世，纪念馆都会为其举行熄灯仪式。亲历者的逐渐凋零，让记忆的抢救与传承成为与时间赛跑的使命。
纪念馆馆长周峰介绍，该馆自2022年起系统推进“历史记忆传承”工作，不仅将幸存者的二代、三代、四代亲属认定为传承人，更将拉贝、马吉、威尔逊等国际见证人的后代纳入其中，目前已有38位国际国内传承人共同守护这段历史。他们从家族长辈手中接过日记、影像与口述录音，让跨越国界的见证得以延续。
近年来，新的史料不断重见天日。一批珍贵的“萨顿档案”（指美国助理检察官大卫·萨顿，1946年曾两次前往中国，调查南京大屠杀等日军暴行）正由民间藏家与纪念馆、上海交通大学展开联合研究。这批文献详细记录了检方对日军暴行证据的全面梳理过程，为还原庭审细节提供了第一手素材。
“如今，守护历史记忆的接力棒已交至当代人手中。”张国松感叹，“前辈们为正义和真相付出了巨大努力，而今天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把历史的真相和法的定论呈现给国人，也传播至世界。这也是驳斥美化侵略战争的谬论、维护正确二战史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
“纪念馆从去年开始谋划，准备建立‘南京大屠杀文献中心’，这个计划已经被列入省、市规划，目标是把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相关文献、照片、音像、图书、画册等，按照图书馆要求进行归类保存，并建立一个数字化的知识库和语料库，用人工智能训练和研究。未来，我们希望通过扎实的史料研究、文献中心建设、创新的国际传播和青年教育，把东京审判所代表的法的定论和历史真相一代代传承下去。”周峰说。
“从当年向哲濬、倪征燠在异国法庭上据理力争，到今天南京检察人在本土阵地上的默默耕耘，变的是时代与工具，不变的是对证据的敬畏、对程序的恪守、对正义的执着。”南京市建邺区检察院检察长蒋晓春表示，“我们始终以检察履职捍卫历史之重，充分挖掘纪念馆教育资源，通过组织参观、沉浸式党课、爱国主义观影等形式，将抗战精神融入队伍建设和检察履职全过程，时刻提醒人们不忘民族屈辱，珍惜今天的和平发展。”
80年来，30万亡灵因法律人以证据为刃的坚守而得以昭雪；历史的记忆，因一代代传承人、学者和法律人的接续守护而永不褪色。
80年来，花谢花开，一如那段记忆，从未被遗忘。被南京人称为“和平之花”的二月兰，一丛丛、一簇簇，从城墙根到纪念馆的和平公园，开进每一个驻足凝望的人心里。花语无声，却道出了最深沉的人心所向：中国安，世界安。
（来源：检察日报 全媒体记者：刘亚 黄莎 通讯员：孙庆辉 高子淯 摄影：全媒体记者张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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